醫護化身「擺渡人」 盼用理解縫合生死：台灣器捐困境與大愛推廣

在生死交界的加護病房裡，有些生命在盡頭前倒數，然而也有許多患者持續等待重生契機，器官捐贈正是生與死的橋樑，這段路需要病人、家屬和醫療團隊共同成就。根據統計，台灣每年有超過1萬名患者在生死邊緣等待器官移植。

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器官移植醫事委員會主席林育弘表示，台灣每年有超過1萬人等待器官移植，然而每年實際完成捐贈的個案僅有數百人。在傳統「死留全屍」觀念與家屬悲慟難忍的拉扯下，如何開口勸募、如何圓滿生命最後的抉擇，成為台灣醫療體系中最艱難卻也最有溫度的課題。

實務上每年捐贈組織（如眼角膜、皮膚、骨骼）的人數有增加，但捐贈器官的數量並沒有顯著提升，每年實際捐贈器官的人數約100到150人，加上組織捐贈約300多人。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，去年全國共有4萬2746人註記器官捐贈，其中高雄為5499人，居全國之首。高雄市衛生局指出，高雄自民國104年至今年4月16日止，已有4萬7856位民眾完成器官捐贈註記，平均每年簽署人數由約3000人增加至5000人。

然而，在健保卡上的註記，只是推動器捐的第一步。在醫療實務中，「家屬不同意」仍是器捐推動上最難跨越的鴻溝。高雄長庚器官勸募協調師羅云綸坦言，在第一線常遇到家屬意見不一的兩難。即使病人生前簽了字，只要步入病危、家屬反對，器捐流程就必須止步。

高雄長庚社工師陳曉芹也分享，有些民眾在註記時，並未真正與家人溝通。當醫療團隊向病危家屬提及器捐時，家屬往往一臉茫然，甚至因悲傷過度，懷疑家人當初是不是被騙才簽署。高醫社工師王婷瑩溫柔地道出家屬的心聲：「很多家屬不是不認同器捐，而是不知道能不能幫生命即將逝去的家人做這個決定。」許多家屬曾擔心擅自決定會招致怨懟，因此醫院每年舉辦器捐活動，最重要的是希望民眾能和家人談論此事。

許多符合器捐條件的末期患者生前並未註記，家屬在面臨摯愛即將離世的巨大衝擊下，還要扛起決定是否器官捐贈的重擔，甚至在答應器捐後，還要默默承受家族親戚的流言蜚語與指責，對家屬而言是極其煎熬的二次傷害。

為了建立信任，台灣的器捐機制極為嚴謹。林育弘說明，進行器捐前，捐贈者必須經過2次嚴格的腦死判定，受贈者也完全依循公平的排序制度。醫療團隊絕對尊重家屬意願，即使病人有註記，只要家屬不同意，醫療團隊就不會勉強。

許多人對器捐存有誤解，以為答應器捐後，醫院就會放棄搶救，或者遺體會變得不完整。林育弘強調，團隊一定是在生命確定無法救治、符合法規時才會啟動程序；且在器官摘除後，醫療團隊會使用3D列印器官模型細心補齊、縫合，維持大體的外觀完整，給予家屬內心寬慰。

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移植中心主任張文燦指出，從器捐到移植是一場集結眾人之力的接力賽。從病患的遺願、家屬的大愛，到身體狀況評估，再到捐贈與植入的黃金時間，每個環節都得精準無誤。每當評估通過，醫療團隊都會向捐贈者與家屬深深致敬，感謝他們的大愛與捨得。

與歐美國家相比，台灣的器捐推動仍有很長的路要走。以西班牙為例，該國採取「預設默許」制，且歐美對於心臟停止後的死後器捐（DCD）發展較完善；而台灣目前仍以腦死器捐為主。如何透過醫療科技克服心跳停止後的器官品質問題，是未來努力的方向。

第一線的羅云綸與陳曉芹表示，器捐推廣要費很多心思，被拒絕的機率也很高，但他們不會放棄。在家屬將逝去家人的痛化成力量的過程中，團隊體認到這不只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。醫院每年透過家屬關懷活動與追思會，讓捐贈者家屬看見受贈者因重獲新生而健康生活的模樣，成為大愛傳遞最好的禮物。